10月14日，上海一名余姓女子与丈夫在西藏蜜月旅行期间发生车祸，导致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被紧急送至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后经当地多方会诊救治，女子脱离险情，回到上海继续治疗。

图为在西藏阿里遇车祸的余女士（网络图）

然而，这起车祸带来的纷争远未平息。

该女子脱险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称，丈夫陶先生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

视频很快引起关注，不少网民质疑，“小姑姑”是谁？为何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120万元医疗包机转运是如何筹集的？整个救治过程中，是否存在通过关系借助公权力调用公共资源的情况？

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通过连日来蹲点调查，采访了余女士、其丈夫陶先生、其父母，参与余女士抢救工作的上海援藏医生，以及余女士家所在居委会等各个方面，厘清了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

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

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

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引发争议的聊天记录，其中提到发动阿里“全体公务人员”献血（网络图）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

问题2：“小姑姑”是谁？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余母回忆，10月14日晚她接到女儿出事的电话。15日到拉萨后，已错过当天去往阿里的班机，到达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是10月16日中午。“当时女婿说好心人已经给她献过血了，生命体征渐渐平稳，但还没有度过危险期。只知道在我们到医院前的半小时，从日喀则来的上海援藏医生刚刚到现场，已经进去会诊了。”

陶先生回忆，当时妻子出事后，他向所有家庭成员求助。其中，已经退休的小姑姑将消息转给了在上海奉贤某银行工作的儿媳，也就是陶先生的表嫂。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问题3：余女士受伤当日发生了什么事情？救助过程中为何有上海医生介入？

据余女士回忆，今年9月29日，她和陶先生在上海举办婚礼后，10月1日两人就开始自驾前往新疆、西藏。

陶先生回忆，10月14日下午，二人到达了海拔5000米左右的高度，余女士感觉自己缺氧，就把双脚放在副驾驶前方，出事时人几乎是平躺在座位上的。

陶先生称，驾驶车辆的他出现高原反应没有及时吸氧，撞到了路边柱子。妻子余女士因为安全带绑的角度不好，强烈的撞击勒破了肝脏。

出车祸之后，余女士感觉到疼痛，“快不行了”，二人想办法报警。“当时我们俩手机都没信号，好在有个路过的好心大哥帮我们拨通了120和110。”余女士说。

翁昊根据病程记录介绍，余女士入院时是创伤性休克状态。CT提示，9-11肋骨骨折、肝脏挫裂伤，诊断为失血性休克、腹部闭合性损伤（肝破裂）、胸部损伤、肋骨骨折、肺挫伤。当日22时，陕西省援藏医疗队在阿里当地参与帮助进行了首次紧急手术，剖腹探查后，进行肝破裂修补+胆囊切除+纱布填塞止血，腹腔内有超过3000毫升的出血量，手术时间长达五六小时。

“当时医生跟我说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就把小余推进ICU抢救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医生又跟我讲说‘人不行了’，让我进去看一眼，我就拨通了小余父母的视频电话，三个人一起鼓励她坚持下去”，陶先生说，“当时签了有多少病危通知书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十几页纸是有的。”

医院给余女士下达的病危病重通知书（陶先生提供）

据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0月15日向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发出的请求救治支援的函，余女士当时情况危急，急需肝胆外科专家支援。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

接诊医生翁昊说，医疗机构间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由于西藏地区幅员辽阔，目前医疗资源仍相对有限，各地援藏医疗队异地会诊、参与救治都是常事。翁昊回忆，自己于今年7月前往日喀则援藏，“西藏车祸伤患者其实不少，我曾经参与救治日喀则一例东北游客车祸伤者，当时也是紧急抢救，立即开展远程会诊进行讨论和抢救，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好，遇到任何一例病重的患者，当地医院都会尽全力集合现有的医疗资源开展救援。”

翁昊告诉记者，援藏期间他接诊过多例因车祸外伤紧急送医的患者，但像余女士这样的严重伤员比较罕见。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我们会尽努力挽救危急的生命。”翁昊说。

问题4：包机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包机的钱又是怎么筹集的？当事人家庭背景如何？是否有特殊人脉关系？

翁昊说，10月17日会诊时，因患者情况较之前稳定，患者家属提出医疗包机转运治疗，各方专家讨论后表示可行。

10月18日13时30分，患者及两名陪同家属由救护车送至阿里昆莎机场。飞机于当天17时左右降落成都双流机场，由救护车送往华西医院，翁昊也于次日返回日喀则。

转运余女士的湾流G550（网页截图）

余父告诉记者，之所以做出包机转运治疗的决定，也是因当地医生告知，高原环境下很多生命体征都会出现异常状况，“比如我女儿的凝血功能指标极低，必须输全血”。

决定包机后，陶先生开始在网上找包机转院的资源，还联系了以前有过包机转院经历的患者家属咨询流程。“当时有不少航空医疗服务商主动来联系，最终我们选择了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商谈的价格是110万元人民币。”

筹钱先于包机决定。余母说：“当时我乘坐飞机刚到西藏，有朋友告诉我可以包机转院，就是费用高达百万元。我就立马跟公司老板、身边同事、亲戚借钱。最后是公司几个领导给我凑了120万元，亲戚朋友又陆续转账了一些让我应急。”

“我天都塌了，你知道吗，我们家没有那么多积蓄，女儿还刚结婚。但我们只有这唯一一个女儿，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命。”余母说道。

余母所在的公司，是上海奉贤的一家科技上市公司。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10月15日余母向他求助借钱。“我一开始以为是骗子，专门打了电话给她，她在电话里把情况跟我说了。”陈先生说，余母在他们公司服务已十多年，彼此熟识，也都是朋友。陈先生听到余母说包机需要一百多万元，他和公司几个朋友共同凑钱。转账记录显示，10月15日、16日两天，余母收到总计转账给她的120万元。

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直接返回上海的医院？余母解释，当时包机先到四川华西医院，是她做出的决定。“我在网上看到，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和华西医院以前有相关转运的记录，而且和医院的衔接比较好，华西医院的医疗资源也不错。主要当时女儿也不能承受更远途的路程，据说包机直接回上海价格也会翻倍，所以就决定去四川的医院。”

公开信息显示，从西藏包机飞往成都等地治疗重症病人并非特例。陶先生说，他听说此前有位患者通过上述公司包机飞往华西医院，便打听到该患者家人，询问了包机情况，对方也给了公司联系人信息。最终余女士一家确定的湾流G550公务机，由海南经纬航空医疗急救公司提供。

10月18日，余女士包机飞到了四川成都。余母回忆，在阿里期间，陶先生一直在接受当地交警调查交通事故，有民警跟着他，去往机场之前他们曾请求警方帮助护送救护车到机场。“女儿的情况很严重，转机时间也很紧急，热心民警帮了我们。”余母说。

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余女士今年27岁，目前就职于上海某银行支行，担任大厅助理，为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合同在人才服务公司。余父原来从事过货运，有30多年驾龄，现在上海奉贤一家公司做班车司机。余母就职于一家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余女士丈夫陶先生是河南籍人，29岁，目前是一名滑板教练。陶先生的父母也无公职，父亲70多岁，退休前在奉贤一家私营工厂工作，母亲则经营一家小服装门店。另从居委干部、周边邻居处得知，目前一家人居住的商品房小区，建于2002年，余女士父母2003年购入该房后，长期在这里居住，为唯一住房。今年余女士和陶先生结婚后，搬到附近3公里外的婚房，该小区建于2006年，婚房也是小陶父母的老房子。

问题5：视频截图中陶先生为什么要和余女士说“后来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动用了阿里所有公务人员献血”？

陶先生回忆，当时说这些话有一个背景，“妻子刚刚从昏迷中清醒，还插着喉管，说不了话，她就用微信给我发了一串省略号，还说她可以打字。我知道她昏迷了这么久，刚醒过来肯定很痛苦，就想告诉她家里人都为她的救治做了努力。尤其重点说了小姑姑的事，本意是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我告诉她‘全体的公务人员去献血’的事，肯定也是夸大地讲的，因为我想让她知道这次救援来之不易。”陶先生对自己当时那句随口夸大的话追悔莫及。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妻子出事后，包括他小姑姑在内的很多亲友都被他发动起来去找人求助。但这些帮助联络究竟起到什么具体作用，他并不清楚。

后来余女士身体逐渐转好，陶先生鼓励她可以将大难不死的经历写下来留个纪念，于是她就编辑了那条视频。之所以发布视频，余女士坦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自己大难不死，应该留个记录纪念一下，然后我就编辑了这个视频。”余女士说，她的抖音账号只有100多个粉丝，没想到后来事情会发酵如此之大。“结果这条视频发出去以后，浏览量很快就达到20万了，还有人发一些恶毒的评论，比如‘你怎么不去死’之类的，我就把视频删掉了。”余女士承认，自己视频中表达不准确、措辞不当，有多处言语夸张。

陶先生也多次表达了歉意和懊悔。陶先生表示，网上舆情爆发后，小姑姑也曾不止一次批评他，“你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夸大其辞？”余女士在采访中多次内疚地说：“看到网络上各种言论和猜测，感觉到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这两天忍不住要哭，觉得对不起那些真诚帮助过自己的人。”

（上观新闻记者 杜晨薇 黄杨子 顾泳 澎湃新闻记者 朱奕奕 李佳蔚 陈斯斯 蒋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