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过去一天，中国领导人的另一场重要双边外交活动，同样引发舆论高度关注。

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11月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分析认为，去年中日领导人的“曼谷会晤”稳定了两国关系。在今年中日关系遇到新考验的背景下，此次“旧金山之约”是又一次稳定与重振关系的会晤，有助于对相互定位进行再确认，并以重要节点为契机把握中日关系大局。

稳定和重振

央视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在摆放紫色花卉的会议室内，中日领导人以及两国主要官员分坐两侧长桌，面对面沟通交流。据悉，会晤持续1个多小时。

中日领导人会晤 央视视频截图

这是两位领导人时隔一年再次会晤，上一次是在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期间。

回顾去年的“曼谷会晤”，可谓意义重大，也是中日领导人时隔三年举行会晤。当时，中日关系刚刚经历“疫情阻隔”，再加上日方追随美国“印太战略”，使中日关系遭遇诸多挑战。

在关键时刻，两国领导人通过高层引领稳定两国关系大局，向国际社会传递正面预期。“曼谷会晤”期间，双方不仅就两国关系战略性、方向性问题交换意见，还经过双方团队磋商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

不过，尽管中日都释放了稳定关系的信号，但从今年双边关系运行态势上看，中日关系出现一些新的考验。

一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不负责任的做法不仅引起中方谴责，也引起亚太多国反对。二是日本追加先进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针对中国意图明显。三是日本今年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国，借各种场合炒作涉华议题……更不用说，历史、台湾等问题仍在干扰两国关系正常发展。

在此背景下，中日领导人“旧金山会晤”，被视为又一次稳定和重振双边关系的契机。

重温和顺势

此次习主席与岸田的会面还恰逢两个节点。

一是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上月两国领导人曾互致贺电，表示要重温缔约精神，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习主席也在此次会晤中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岸田则做出“希望着眼未来，增加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坚持和平共处”等积极回应。

另一个节点是，中美元首刚刚举行了会晤，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的关键时刻形成“旧金山愿景”。对于中美关系出现的新风向，日本看在眼里。日方寻求同中方举行双边会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形势所迫，担心再次被“越顶”。

日方担心再次被“越顶” 资料图

定位与关切

在议题方面，外界注意到以下几点。

第一，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

《环球时报》援引日本《读卖新闻》分析称，尽管中日存在分歧，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其目的在于继续保持对话，并在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开展合作，以确保双方利益。

分析人士称，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定位并赋予新内涵，意在敦促日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把握中日关系，坚持合作共赢的大方向。对于个别矛盾问题，不能因小失大，应立足更高站位，适应新形势及时调整偏执的对华战略思维，通过增进政治安全互信，来为解决具体问题创造条件。

第二，中方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关切。

这包括关乎两国政治基础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中方要求日方恪守信义。此外，中方对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提出明确反对。在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中方也重申原则立场。

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不过舆论认为，不少分歧问题可能短期内难有缓解。

第三，中日积极评价刚成立的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同意保持各层级对话沟通，适时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表示，“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切实采取两个具体行动：第一，在半导体出口管制方面，日本的限制措施比美国更为严格，可以适当放宽标准；第二，岸田政府应该调整当前偏向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底线”和“护栏”

在此轮中日领导人会晤后，后续中日互动也令人期待。

参考消息援引共同社报道，由日中经济协会等日本经济团体负责人率领的代表团预计将于2024年1月访问北京。这将是2019年9月以来日中经协代表团首次访华。此前还有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派遣公明党议员山口那津男访华……

但另一方面，日本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配合也在继续，种种举动在亚太释放令人不安的信号。

据《环球时报》报道，日本庆应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加茂具树表示，美国的对华战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也是如此。“中日关系迎来转折点”为时尚早。

他表示，当前中日之间不断累积课题，这种“遇冷”状态恐将持续。越在这种情况下，保持高层对话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分析认为，在当前日本国内政治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难以指望日方能很快调整战略方向。当务之急还是要通过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尤其是在涉台、涉海等问题上达成新的共识，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